中国逻辑

易中天先生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:问态度,不问事实;问动机,不问是非;问亲疏,不问道理。
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,是国情论。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,为一切罪孽洗白。江平先生说,30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,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:稳定压倒一切,中国情况特殊论。中国自然有其国情、有其特色,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,不能奉行“拿来主义”。只是,中国的国情与特色,不该成为阻止我们“拿来”真理的借口,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,倘若真理不合国情,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,而非真理,“国情要适合真理,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”。

可惜,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,这些话始终不大入耳。他们眼中,国情的阴霾,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,只能惜取眼前物,国情——如贪腐、专权——即存在,存在即合理。

第二表征,是辩证法。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,互为表里。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:哪怕国情再不好,辩证来看,总有好的一面。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。要言之,辩证法的作用,一是捣糨糊,二是遮羞布。它最大的害处,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,因为一旦辩证起来,是中有非,非中有是,善中有恶,恶中有善。再如,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,虽然违法,却润滑了科层制,提高了办事效率,并不全是坏事呢。

第三表征,是诛心。即易中天所云“问动机,不问是非”——须知心之为心,动机之为动机,恰在于不可测问。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,却在中国流毒尤烈。你批评一位名人,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,质问你什么动机,是不是嫉妒,是不是借机炒作,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、立场问题——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,不论事实论立场,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,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,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。

第四表征,是附会。以旧闻为例。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,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,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,其间陈伯达上厕所,出来碰到江青,江火了:“你怎么上我的厕所?”陈解释,这里并未标示男女。“啊?你今天上我的厕所,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!”——江青的不讲逻辑或“中国逻辑”,其一是霸道,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;其二是附会,将厕所与卧室等同,将“上我的厕所”与“闯我的卧室”混为一谈,事实上,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,“上错厕所”并不必然会导致“上错卧室”,二者之间不能递进,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,便打乱了逻辑的前提。

第五表征,是混淆。从混淆公私,混淆道德与制度,到混淆是非,混淆善恶。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谨,曝光天下,其论敌便谓:依你这德行,假如上台执政,必定是一大贪官、酷吏。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。然而,稍加明辨,当可知贪官和酷吏,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,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,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。制度不改,谁上台都一样,君子执政,眼便是小人。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,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,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,屡入误区而不自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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